2023年11月底，时隔八年，沙特证券交易所终于迎来了新增了一名成员，金融科技公司VCFC（Valuable Capital Financial Company），这是一家具有中国背景的金融科技公司，2021年选择扎根沙特。

　　今年10月，他们终于从沙特资本市场管理局（CMA）处获得了股票交易牌照的最终审批，这是唯一一张面向亚洲企业颁发的在线股票交易商牌照。拿到牌照后，他们打磨已久的在线证券交易产品Sahm 终于可以正式推向市场。

　　Sahm，在阿拉伯语中是一个多义词，既表示射箭的“箭”，也代表“股份”，对于正在逐渐开放的沙特金融市场，这家公司早已蓄势待发，渴望能够在产品面世后正中靶心，赢得中东用户。

　　从2021年首次造访利雅得，到今年10月从沙特资本市场管理局（CMA）处获得最终审批开展券商经纪业务，张霆和他的华盛团队也经历了如同离弦之箭的两年：锁定目标、风驰电掣、正中靶心。

　　去沙特出海做一个打入本地市场的股票交易平台，在2019年以前，恐怕是中资企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毕竟，那时候的沙特甚至都不能给外国人签发旅游签证，何谈去落地本地业务，还是要进入要求最为严格的金融市场呢？

　　但华盛团队不仅做到了，还拔得了头筹。张霆告诉记者，“面向零售的证券经纪业务，又通过互联网来展业，在所有来到沙特的外资企业里面，我们是第一家。”

　　从对这个地球上曾经最神秘的国度之一几乎一无所知，到叩开这个人口3000余万、中位数年龄为29岁的年轻市场的大门，在沙特改革开放的大愿景里，中国企业又跑出了新的中国速度，也期待着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高速增长的、覆盖全球18亿人口的穆斯林市场。

　　“他们选择了这个市场以后，就非常坚决，这是我们最终选择他们的重要原因。” 最早将张霆团队介绍到沙特的易达资本合伙人黄烁子如此说道。

　　张霆担任CEO的华盛集团，是一家成立于香港的金融科技综合企业，旗下华盛证券是香港持牌证券交易商，并且拥有自主研发的交易平台VBrokers，提供线上港美股投资服务，还获得了新浪和微博的战略投资。在进入沙特之前，集团业务已经覆盖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拥有超百万用户。

　　为什么这样一家企业会选择进入陌生的沙特市场呢？疫情期间，华盛确立了一个看似简单但影响深远的宗旨：随着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公司必须要进一步探索多元化的可能性，“大家都守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些本身在香港的人，有这个条件一定要走出去寻找一些机会。”

　　这就促成了2021年的利雅得之行。四天行程，每天六七场背靠背会议，沙特原本只是被考察市场中的一员，但是从一无所知到各种日新月异扑面而来，张霆的感觉“非常震撼”。考察过程中，华盛团队和易达资本就表达了坚定的合作意愿。2022年2月，易达资本和华盛集团合资的VCFC公司正式成立，三个月后就递交了牌照申请。哪怕是疫情期间，包括华盛董事长许戈在在内核心创始人也轮流坐镇利雅得，快速搭建起了一支本地人口占比超70%的团队，当年10月就拿到了CMA的初步批准。

　　VCFC此次在CMA拿到的正式许可包含“交易、托管和咨询”三项资质，用张霆熟悉的香港牌照体系来类比，就相当于香港的1、4号牌。简单来说，即将上线的Sahm应用已经可以向沙特本土用户提供美国和沙特市场的交易服务，包含股票、ETF、REITs等，辅之以市场数据、市场资讯、选股和个股分析功能，在交易功能中还会加入一些特色功能如实时换汇和购买力打通功能。借助华盛的全球网络，未来还会将其他市场的交易服务带给沙特用户。

　　但Sahm也只是第一步。“VCFC其实是我们在金融赛道上做的第一个Case，为什么做这个case？“ 黄烁子告诉笔者，易达资本的思考是要抓住系统性机会。金融是一个大赛道，易达资本投资VCFC不仅仅是看中它在券商零售业务上的产品能力，更是看到了沙特金融市场在改革进程中极有可能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需要有企业提前做好布局，构建一些基础能力。

　　实际上，VCFC已经在马不停蹄地申请剩余的两项资质，“Arranging”和”Asset Management”。“后者就是资产管理，很好理解，前者字面意义上是安排人的意思，等同于香港的 6 号牌（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我管它叫公司金融，因为本身我们在香港业务设置就比较全面。” 张霆指出，VCFC在沙特的长期计划也是要做综合性金融服务公司，发挥跨境的优势，承担起沙特市场和大中华地区市场的桥梁作用。

　　沙特此前虽然封闭，但数字化程度基本和欧美国家基本平齐，发展金融科技并非平地起高楼。在“愿景2030”的构想中，Fintech Saudi是重要一环。到2030年，沙特要拥有525家金融科技企业、1万8千个金融科技岗位，金融科技行业对沙特GDP的直接贡献要达到130亿美元，以及实现累计12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我们要坚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金矿，但同时也要知道，要获取这些价值，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不只是dip and go。“ 张霆之后总结道，“机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你必须要有决心。“

　　截至2022年末，沙特实际拥有的金融科技企业数量为147家，其中支付赛道最为拥挤，占到了30%，其次是借贷，VCFC切入的证券经纪业务、资本市场领域则相对蓝海。和欧美及香港类似，沙特本地金融市场相当成熟，根据沙特唯一的证券交易所Tadawul的数据，沙特约有567万股民，与3000万的总人口相比渗透率并不低。

　　但是，大批用户沉淀在传统银行体系中，证券交易服务也以银行为依托，例如本地最大银行Al Rajhi旗下的Al Rajhi Capital, 沙特国家银行SNB旗下的SNB Capital，整体风格偏传统，更新迭代的速度较慢，无法达到互联网产品级别的用户体验；外资如HSBC沙特、JP Morgan沙特等以投行服务为主，知名的互联网券商产品如Robinhood则没有沙特本地展业的资质，沙特用户只可以在海外注册后使用。

　　疫情大大加速了世界数字化的进程，沙特也不例外。一家本地机构就在一年内完成了从市占排名从十几名开外跃升到前三名的迁跃，成为当地数字化转型的标杆。

　　与同类产品相比，张霆认为VCFC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有know-how的积累和研发经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张霆表示。从一个成功互联网产品的完整生命周期和分步走的投入，到华语区极致的产品开发能力和速度，“我们经历过更为残酷的竞争。”

　　沙特的金融科技监管也与时俱进。沙特央行（SAMA）和沙特资本市场管理局（CMA）是沙特最主要的两大金融科技监管机构，其中SAMA主要负责银行体系的监管，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支付、开放银行、数字银行的监管法规，CMA主要负责资本市场的监管，近年也加速探讨了股权众筹、智能投顾的有关规定。

　　在众多监管创新中，张霆对CMA推出的金融科技实验室（Fintech Lab）印象最为深刻。这个实验室本质上是一个监管沙盒，可以为现有法律未能覆盖的金融创新业务提供一个安全的测试环境，通过沙盒测试的产品可以在两年内顺利毕业投向市场，虽然VCFC目前还需要聚焦主业的上线，但张霆表示，至少有三个内部项目是有潜力申请进入监管沙盒的。

　　从金融科技的横切面看，毫无疑问沙特蕴藏着无数的机会。从资本市场纵向来看，沙特的潜力也十分惊人。黄烁子指出，沙特的资本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断层：在一级市场上，只有资金雄厚的种子轮个人投资者，扎堆的早期机构投资者，和超大型主权财富基金，缺乏承上启下的玩家，2022年沙特GDP占全球GDP的1.3％，但其风险投资金额在全球VC资金中所占份额仅为0.02％。

　　在二级市场上，沙特唯一的证券交易所Tadawul成立于2007年，由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全资持有，最低市值标准为3亿沙特里亚尔（约7990万美元），2017年又推出了服务中小企业的板块Nomu。截至今年6月底Tadawul交易所目前上市公司数量为228个，以国企和传统类公司为主，但平均市盈率处于较高水平，缺乏优质投资标的，中东市场的IPO普遍不活跃，投资退出以寻求大型基金收购、并购为主，2022年度内Tadawul有18家企业IPO，募资总额约10亿美元，也就仅达到一个中国独角兽企业的体量。

　　正因如此，黄烁子指出，到一定发展阶段，全球的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肯定都会对沙特市场感兴趣，VCFC的业务属性决定了它能够充分参与这个市场“募投管退”各个阶段的机会，推动一二级市场联动，融汇贯通包括沙特在内的各个国家市场的标的和资金，与客户共同分享收益。

　　虽然VCFC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入了沙特市场，这绝不代表沙特市场的准入门槛不高，事实上，虽然中国互联网金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非常明显的发展优势，但面对一个全新的市场环境，也远远谈不上“降维打击”。

　　语言和本地化当然是第一道门槛，阿拉伯语是世界第五大语言，也是公认的难学，其从右往左的书写习惯意味着移动应用的本地化适配要付出更多的改造成本，而华盛的选择干脆是为阿拉伯语市场重新开发了一款全新的本地应用，而不只是简单的翻译。在使用习惯上，沙特用户普遍习惯了欧美的产品体验，因此Sahm的UI设计、零售交易功能设计、数据和资讯板块设计上也需要向欧美产品看齐。

　　开放也并不意味着降低标准。黄烁子指出，沙特是G20国家成员，在各方面的合规监管要求都很高。在异国他乡切入金融这样的强监管赛道，本身就是门槛。如果将来有来自海外的竞争对手进入沙特市场，需要同样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牌照申请。

　　更加特色的要求来源于宗教。《古兰经》中提到，“真主允许贸易但禁止利息”，因此在伊斯兰金融中不允许存在利息（Riba），但是，利息是现代金融业的根基，不可能被扬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需要一些具有伊斯兰特色的金融工具，如加价制（Murabaha）、租赁制（Ijara）、参与股份制（Musharaka）盈亏分摊制（Mudaraba），伊斯兰债券（Sukuk）等，以满足监管合规要求。

　　其中，盈亏分摊制类似于合伙，一般是若干投资人将其资金交给一个管理人，由管理人将这些资金进行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专业投资，管理人按比例收取投资获得的利润作为其提供服务的报酬，“例如本地的保证金融资业务，就需要通过专门的Murabaha Lending交易所来提供服务。事实上你所有的服务都需要通过权威的沙里亚法合规委员会来审计认可、颁发证书，才能去提供。“ 张霆表示。

　　但特色监管也蕴含着机遇。例如CMA监管下的Sukuk和债务工具市场近年来就有多项发展，如降低政府Sukuk面值，提升交易率，以及将Clearstream与国际证券存管中心公司（Edaa）连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

　　今年5月，CMA宣布取消其在Sukuk和债券交易佣金中的份额，意在减少市场参与者的成本，增强流动性，提升本地市场的竞争力。“监管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我理解它希望在一些细分市场里面拓展出更专业的服务机构，服务一些比较细分的专业投资者。这就意味着市场的可扩展性还是相当大的。”张霆总结道。

　　沙特曾经是美国在中东的坚定盟友，但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后对外国石油依赖度降低，美国与欧佩克国家在石油价格上的分歧，18年卡舒吉遇害等，令沙美关系出现了裂痕。与此同时，中沙关系却在不断升温，2016年中沙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底首届中阿峰会在利雅得举行并发表了《利雅得宣言》，如同不少中东地区的创业者指出的，放眼全球市场，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像沙特这样不带有色眼镜、甚至是非常欢迎中资企业，且本身又有极强买单能力的存在了。

　　易达资本正式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就来到了沙特并深耕于此。仅2022年一年疫情期间，易达资本就接待了500家以上中国来访的企业和机构。如果说沙特想要成为连接东西方的“谢林点”，那易达资本就已经成为了中国与沙特连结的“谢林点”。

　　谢林点出自《冲突的策略》一书，是指博弈论中人们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的选择倾向，做出这一选择可能因为它看起来自然、特别、或者与选择者有关。

　　“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深度参与了中国、印度、东南亚等等新兴市场科技创新、产业变迁的浪潮。” 黄烁子表示，当他们将自己过去的经验横向拓展后，认为沙特也是存在类似的系统性机会的。而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易达不仅将自身定位为一家追求回报的投资机构，更是深度参与当地，完全从沙特本地视角出发来解决问题。

　　因此，当发现在地基础设施不完善，本地没有云服务、数据中心和海底光缆，易达资本就率先同沙特电信公司、阿里云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子公司合资落地云计算公司；要发展电子商务行业，但当地干线运输能力不足，就推动来货运机场的设立；快递系统递送周期长而且成本高，就引入中国快递企业极兔来解决难题；发现商品清关效率较慢且繁琐，就设立自由贸易区。发现沙特资本市场服务存在的短板，就投资华盛为未来一个更加蓬勃的金融市场打好地基。

　　下一步，易达资本还打算做好外延和创新，将沙特已经验证成功的模式带到其他阿语市场，同时从过往引入单个企业过渡到建立整体产业园区，批量引入和复制中国的产业在中东落地深耕，推动中阿之间建立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

　　“其实沙特对中国制造是很偏爱的，吃穿住行的生活用品很多来自中国，性价比极高。“ 黄烁子指出，”但是他们过去和欧美合作合作了二三十年，精英阶层又大多数在欧美接受教育，人的喜好是很难一下子转换过来的。“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深度合作， 黄烁子就发现，易达资本的合作伙伴高管们对投资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过去只是基于性价比被动接受，如今则是主动出击，热切地期盼与中国发生联系。

　　沙特仍然是一个未完成进行时，在愿景2030之后，有消息称，沙特王室已经在筹备愿景2040并计划在2027到2028年发布，这意味着还会有新的机会、新的造梦，对于寻梦的创业者来说，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内积极地展望远大未来，在眼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已经殊为难得。

　　“相比较其他的全球市场，中沙之间的这种良好趋势，我觉得确实是赢面最大的一个。” 黄烁子表示，“一方面在商言商，我们确实是互补的，另一方面又有非常大的宏观红利，这二者加起来，才是中国产业公司未来长久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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