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7日，川督赵尔丰诱捕四川保路要员，枪杀请愿民众，制造成都血案。是夜，起事水电报自劝业道农场发出，各地军民揭竿而起。11月22日重庆建蜀军政府，27日成都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东西对峙，剑拔弩张。
翌年1月27日成渝两府代表张治祥、朱之洪在重庆商定草约，2月2日签订正式合同，遂于3月11日在成都合并，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川省始统一入民。
清末新政时，四川农政总局、劝业道所拟“先蚕桑树艺，后农田畜牧”之农业改良计划，及初具雏形之农改系统，民初渐次恢复。
四川都督府成立后，设实业司承原劝业道事，统管农工商渔林矿各业，司长王国辅（伯涵），内设农务等五科，农务科分农政、农业两课。1914年6月，实业司改组实业科，隶于四川政务厅，执掌仍旧，地方设实业局所。川猪事宜概归各级实业部门管理。
原成都总府街之四川农务总会，迁至南打金街续办。原各属农务分会、分所，由地方知事续办，并令各农校毕业生入会参职，致其职员大半为有农学知识者。原各属农校、农事试验场、垦牧场社、模范工场等多复旧业。
原成都浆洗街之四川劝业道农事试验场，反正时惨遭兵燹，次年筹款重建，新购农林种子，聘请日本技师，增修农产陈列室，更名四川省地方农事试验场，设园艺、树艺、畜牧、测候、森林五部，近地重建女子蚕桑师范传习所，增设林业试验场、制丝工场，又于汶川白龙池设林业分场，由是生气渐复。省农场早期场长有陶嗣侃、袁荫棠、温良等。
原成都白塔寺之四川通省中等农业学堂，更名四川高等农业学校，设大中专两部，以江书祥为校长，扩建校属农场并新置灌县灵岩山林场及养蚕制丝室。1914年更名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以凌春鸿为校长，设农学、林学、兽医学本科，为全省培养高级农林兽医人才。
民初，四川养猪业受反正之役影响，产量有所下降。据北洋政府统计局统计，1914年全国养猪约7682万头，四川养猪约983万头，占12.8%，居全国第一。但较本省1910年的1189万头少206万头，降幅逾17%。
自1915年冬护国军兴，全川陷入近二十年空前内耗，兵祸连年，政不入轨，苛捐杂税，层层抽剥，加天灾频来，水旱交乘，致农业衰败，农村破产。农家猪只，历兵匪劫掠，经兽疫侵袭，持续减产，至二十年代初降至800余万头，较民初又少100余万头。
四川养猪，原以采肥为首要，不以营利为目的，自猪鬃等副产被外商大肆采购，其经济性才逐渐增强。川猪减产对经济直接影响有三，一为肉品交易，二为屠宰税及附加，三为猪鬃等副产对外贸易。另如农家肥料、民众营养问题，则间接影响生产。综合损失上千万元之巨。
川鬃质优，久负盛名，各国军事、工业用鬃日增，对川鬃需求日盛，遂促成一奇观：猪只总量递减，猪鬃出口量却递增。此实四川猪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之故。面对如此变化，官民盲目生产保量，非常屠宰取鬃，致川猪生态受损，生产效率降低。
旧俗，川猪有坝子猪和山猪两种。盆地内所产皆坝子猪，依毛色又分黑毛猪和白毛猪。黑毛猪最普遍，川谚“黑毛猪儿家家有”即为写照。白毛猪量少，荣昌、隆昌两县为主产区，故称荣隆猪、隆昌猪或荣昌猪。川南山区各县所产统称山猪，黑色为主，间有棕色。
其中，荣隆白鬃是公认之世界名品，量虽少而价值极高，利润颇丰。传统黑猪区，本以白猪不祥或肉腥而多抵触。然为厚利，周边数十县一面自荣隆采购仔猪饲养以取白鬃，一面将其与当地黑猪杂交繁殖以求增效，竟催生出不如父代之花猪，加之恣意交配，品种混杂，饲养不佳，黑白猪种均呈退化趋势。
鉴于上述诸端，四川各界从二十年代起，即筹划以提升产量，增加出口，满足本省本区需要为主旨的川猪改良运动，多地兴起养猪试验，纷纷引进洋猪与土猪杂交，成为川猪变种的重要转折。
四川省地方农事试验场虽早设畜牧部，但向无养猪记录。至1921年初，始饲有一批猪只以求改良，是为全川官办养猪试验之始。惜其数量、品种皆不可考。后因人财不济，试验难继，复以出售农林种苗勉强维持。
1922年6月，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呈请省府批准，组成农业考察团，赴国内及日本多地调查农林状况与农业教育，期间涉及多个畜牧教研机构，返程后将报告编制成册，在省内广为传播，反响较大。
1924年8月，原四川民政厅实业科，独立为四川实业厅，直隶于农商部，厅长谢培筠，业务分四科，其中第二科掌理农林渔牧，科长徐埏（孝恢）。该厅发布各县农场办法提纲，系统阐述农事试验细则，集中介绍外来品种试验、经济试验、本地特产试验等三种农场办法，后各地川猪改良试验多加参照。
1930年5月，四川实业厅正式改组为四川省建设厅，掌理本省农矿工商事务，厅长初由向传义兼任，在原实业厅四科基础上，增设第五科主管交通等事，农林畜渔仍由第二科掌理。自此，川猪事宜改由各级建设部门管理，直至民末。
1931年春，二十军驻防广安，军长杨森（子惠）鉴于戍区农村破产，副业待振，遂筹款于桂花场创办集中畜牧试验场，以杨占云督建，谭万烈任场长，汪敷昇任技师。该场自北平、上海购入美国波支猪、沙诺乳羊，在川内采购一批猪牛饲养，为四川最早引进洋猪记录。
是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农事试验场在江北东阳成立，院农林所刘雨若兼农场主任，面积116亩，设畜牧部，分猪、鸡两业，引进波支猪饲养。该院由卢作孚上年秋创于巴县北碚，为全国有名的综合科研机构，卢氏及董事会刘湘、甘绩镛、刘航琛等人，后皆成川猪改良重要人士。
1933年2月，二十一军在巴县磁器口主办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军部政务处长甘绩镛（典夔）亲任场长，邀陈让卿回川任副场长。该场面积达1500亩，初设农艺、园艺、畜产三科，建有猪房2座，猪舍14间，可容猪200余头，号称华西第一完美猪舍。
畜产科主任陈万骢（希恒），技士李治鹏，分别自中央大学、定县平教会购入英国盘克县猪3头、美国波支猪6头，另购入荣昌猪18头，着重开展洋猪纯种繁殖、土洋杂交育种及荣昌猪改良试验。
中心农场成立五个月后，即并入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遂成四川首个集养猪教育、调查、试验、推广为一体的综合教研机构。乡建学院后改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西南大学前身。
1933年初，江津县长高泳修（显鉴）创办四川平教会，4月在该县白沙驴溪设实验区，邀吴太仁主理。同年秋成立农事试验场，以任百鹏主畜牧，自定县引进波支猪2头，另购荣昌猪10头，江津本地猪24头，开展猪种改良试验，任氏后赴玉森农场。
重庆化龙桥之四川玉森农场，为民办养猪翘楚。该场由二十一军炮兵司令蓝田玉创办，资中、内江、巴县皆设分场，规模宏大。1934年秋聘任百鹏建畜产部，自定县、上海购得两批波支猪，自宜昌购得美国汉普县猪8头，另购荣昌猪300头，实行商业化运作。
当时各区所引洋猪，特别是波支猪，多来自河北定县平教会，实因川人晏阳初之故。晏氏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长年致力平民教育，二十年代在定县设实验区，自国外引进洋种改良土种，颇具成效，遂受各界瞩目。
此阶段，川省防区未除，政令未统，各地川猪改良试验虽有成绩，但并不显著，部分结论仍待进一步论证，至于推广更为有限，洋猪及杂交猪多存于试验场，民间所养仍是土种天下。
1933年9月，二刘大战结束，四川近二十年之混乱告终。同时，四川充当民族复兴根据地之形势愈明。翌年5月，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甫澄）组织全川建设、教育及各界要员八百余人，在成都青羊宫召开生产建设大会，倡导捐税减负、土货改良、职业教育、金融济农等促产要举。
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湘任省主席，川政统一，防区解体。郭昌明、卢作孚先后任建设厅长。此后，由中央、省府、建厅统一筹划实施的，以支撑国家需要为核心的川猪改良全面展开。
当年10月，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刘航琛、汤允夫、许昌龄、凤纯德任委员，其中刘航琛为委员长，汤允夫为总干事。该会旨在办理四川农村金融紧急救济及合作事宜，后协同各银行保险机构，在农民贷款养猪方面着力较多。
1936年3月，由建设厅直辖的四川省家畜保育所在成都成立，为全省有计划地实施川猪改良之始。所址由浆洗街原省农场改建，占地75亩，设畜牧科、兽医科、事务科及编委会，着力解决猪鬃、猪种、饲料、防疫、畜病、标本等紧要问题。是年8月，该所建立成华、荣隆、犍乐、江巴四个实验区，除犍乐区着眼牛疫防治外，其余三区皆侧重川猪改良。
该所汇集一批高水平人才，所长程绍迥，副所长汪国舆，畜牧科主任吴年吉，技士余得仁、梁正国，技佐缪炎生、焦龙华、任百鹏等，兽医科主任熊大仕，技士吴赓荣、杨兴业、彭忠信、钱树培，技佐陈志平、潘新权等，多毕业于美国艾奥瓦大学、普渡大学、日本东京农大及国内燕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兽医学校，技术力量雄厚。
该所先后引进各地名猪，至次年6月计有英国盘克县猪28头，约克县猪36头，国内金华猪3头、如皋猪1头、云南猪17头，省内荣昌猪37头、内江猪16头、彭山猪5头、宜宾猪1头、乐山猪4头、华阳猪3头、荣县猪1头、南溪猪2头、筠连猪8头，另育有土洋一代杂种77头。洋猪自美国艾奥瓦大学采购，以保纯正。
1938年9月，为节省经费，增进效率，省府合并家畜保育所、蚕丝改良场、稻麦改进所、棉作试验场、甘蔗试验场、第一林场、农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园艺试验场、林业试验场等九农事机关，成立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址设外东净居寺，所长赵连芳。次年9月，于所内成立四川省农业推广委员会，从而形成一个包括九组、二室、一委员会、十三附属场所、七附属单位在内的全省农业改良系统。
家畜保育所并入川农所畜牧组，主任熊大仕，原址改建成都畜牧总场，另建内江种猪场、三台白猪繁殖场。至1939年12月，三场加三峡实验区畜牧场（原江巴实验区），计有英国约克县猪、盘克县猪，美国汉普县猪、波支猪、白彻斯特猪百余头，省内外土种猪近千头。
抗战爆发后，国内畜牧兽医单位迁川，如农产促进委员会、农林部四川推广繁殖站、农林部南川更牛繁殖场、农林部兽疫防治站、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国畜牧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铭贤学院、边疆学校等（其种院校为涉畜牧兽医教学者）。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畜牧兽医专家，如蔡无忌、许振英、朱宣人、戈福江、戈福鼎、汪荫元、彭文如等。
内迁单位入川后，即与省内相关机构协作，创办农业推广试验区、各县农业推广所、家畜促进委员会，深入农村调研推广，培训人员，组织国外专家来川讲学。短短数年便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于四川于全国养猪业贡献极大。期间，专家们试选出几个川猪优良土种，即内江猪、荣昌猪、成华猪、彭山猪、宜宾猪，尤以前三者最佳。
1943年9月，为改进全国畜牧事业，农林部召集中美专家，在荣昌中央畜牧实验所，举行全国畜牧检讨会议。会议由农林部渔牧司司长程绍迥主持（原保育所所长），就当时各地畜牧问题及战后畜牧问题详细探讨。与会者有蔡无忌、张范村、沈同、吴仲贤、许振英、汤逸人、蒋宗三、吕高辉、梁之军、马闻天、张松荫…及美国农业部家畜育种专家费理朴。
费理朴时任农林部美籍畜牧顾问，曾赴国内各地考察，与国内专家探讨，交换意见，拟具《中国畜牧改良计划》（许振英译）供当局采纳。费氏后又与另一美籍赴华专家蒋森共撰《中国之畜牧》（汤逸人译）为国内参考。书中涉及养猪内容，多引国内专家在川之研究成果，颇能反映当时川猪改良实际，部分观点至今仍值得细究。
战时，四川汇聚全国一流畜牧机构及人才，内外需求拉动，工商配套完善，养猪及副产品制造得以快速发展。川猪改良历经专业冷静的审视后，对土洋杂交繁育更趋理性，业务重心渐移至土种改良推广及防疫治疗。
并参中农所、省建厅、保育所等统计数据，四川养猪数除抗战头两年低于1000万头以外，其余年份约在1100至1200万头之间，川鬃出口总值逐年增长，初不足千万元，1940年已达三四千万元，考虑贸易及人口因素，此成绩颇为可观。
抗战结束，内迁机构复员。四川农牧机构部分延续，部分或并或销，养猪试验多停滞，收效甚微。民众养猪受物价等因素影响，猪价涨幅抵不过粮价飞涨，养猪者减少。偶有利好消息——如1946年初贵州自隆昌采购仔猪4000头——仍难改变整体疲软局面，至1949年，四川养猪一千万出头，与清末持平。
上世纪初，近代畜牧学传至四川，闯进来的洋教授们，跨出去的猪学士们，不断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土猪，反复以西方科学、经济标准，来评定其优劣。于是乎，土猪身体背陷、腹垂、腿短、臂斜，这些本以为常的原生特征，纷纷被指责为先天缺陷，即便其产仔量与洋猪不相上下，也被认是繁殖能力弱。
多少年来，川人于川猪，纵其貌丑陋，其性迟笨，终因其肥料是那样利农，其肉脂是那样香醇，总能顺其自然。但经教授学士开导，白银大洋诱惑，一些有识之士再也不能与其和睦相处了，巴不得它少吃、多长、快长，长得瘦，长得美。于是乎，各国洋猪被接驾入川，住漂亮猪舍，吃高贵饲料，坐等土猪朝圣。然几经折腾，洋猪水土不服，病的病死的死，少数幸存亦留农场供好奇者参观。
民国时期，四川养猪业出现了剧烈变化，有官办养猪之变，有民间养猪之变，有养猪政策之变，有养猪环境之变，有养猪观念之变，有养猪目的之变。这些变化的集中体现，便是洋猪入川及土洋杂交大幕的开启，是为川猪变种之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