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桂芳（安徽大学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岳晓兰（浙江大学物联网产业研究院产品追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农业产业互联网本质是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贯穿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各环节，衔接各类生产经营资源要素，促进农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最终实现产业协同效率和运行质量双提升。目前，我国农业产业互联网已出现将互联网技术深刻运用于智能农业、互联网营销综合运用于电商、互联网与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三种基本模式，涌现出“云认养”、新型电商、数字农场等新业态。
当前，与工业互联网相比，我国农业产业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仅为10.5%。下一步要抢抓新基建机遇，以农业产业互联网为抓手，推动数字强农向种养加储销全链条延伸、向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覆盖、向东中西部农业扩展。
如何加快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笔者认为，可借鉴工业互联网发展经验和浙江等农业产业互联网先发地区的做法，突出抓好六个方面。
加强顶层设计。首先要明确战略定位。把农业产业互联网作为谋求我国农业新一轮国际竞争优势的着力点，上升为国家战略，列入新基建重点领域，在规划方案、政策制度、统筹协调、项目投入等方面加力推进。其次，要统揽工业和农业两类产业互联网发展。新基建应统筹两类产业互联网建设，同步推进，防止重工轻农、厚此薄彼。第三，要处理好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宏观层面，突出战略谋划，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加强理论政策研究和体系设计，对接已有规划相关内容，明晰发展方向、重点、实施路径和举措。中观层面，突出制度建设，以破解问题为导向，系统设计区域布局、技术创新、生态机制建设和当前阶段优先项。微观层面，突出可行性操作，统筹网络、平台、数据、场景一体化设计，落实试点示范引领、区域落地推广、数字化解决方案和财政金融支持政策，靶向破解堵点难点，推动产业互联网可持续发展。
加强数据汇聚。数据是农业产业互联网的核心。传统生产要素数据化后，可以质变产生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农业决策的依据，乃至成为农业安全的掌控阀。中国农业产业互联网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农业大数据的资源集聚和深度挖掘利用。现阶段要聚焦生产端基础数据采集和打破“数据孤岛”两大难点，加快构建从种子到生产经营流通一体化、“空天地一体化”数据资源采集体系。例如，浙江以“浙农码”作为数据归集的抓手，破除条块分割、条线孤立、碎片化模式，打破供给侧、需求侧、管理侧需求壁垒，实现数据共享。
加强场景应用。农业产业互联网能否落地、落地成效如何，取决于场景应用。我国农业地域千差万别，农产品千姿百态，决定了农业数字化场景千变万化。农业产业互联网必须立足国情农情和具体区域特点，以农产品单品为切口，加强相关技术在育种、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集成应用，探索内容丰富、模式多样、载体多元的应用场景。以“小”见“大”已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创新农业产业互联网场景的共识。近年来，部分地方的农业农村部门选择特定农产品单品做应用场景示范，开展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以炒制“小锅菜”的功夫，一个单品一个单品地做链式应用场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轻量化、场景化、模块化的数字化工具箱，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加强平台建设。平台建设是农业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抓手，其要素集聚能力、牵引带动能力，决定产业互联网的运营能力。目前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主要有综合性、区域性两大类，需要高强度资金、高精尖人才和高端设备等投入，应由政府主导，依托有实力的企业建设运营。首先，综合性平台要以头部企业为主体，可由“政府部门+头部企业”合作共建，或鼓励行业协会牵头建设，以此为中小农企提供工具、资源。其次，区域性平台建设要多种形式。省级平台可由政府统筹搭建，形成省级大平台带动、区域子平台支撑，链接各类农产品、经营与服务主体的平台体系。在市县层面，可由政府整合现有资源，搭建生产端平台，通过这一接口链接到大型市场化销售平台；或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发起并组织相关方共同参与构建；或由掌握市场端的产业链主企业将品牌、市场标准反推到生产端，牵引起从种养到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此外还应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作用。鼓励和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主动对接农业产业，通过海量供需的精准检索匹配与深度对接，打造连接用户、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
加强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数字农业的源头。要加强科技创新，重点突破基于物联网的农情感知、基于大数据的农业分析、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着力研发“小、专、精”的数智化农机装备或农业机器人，尽快补上农业产业互联网的科技短板。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应发挥制度优势，打造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瞄准前沿数字科技，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面向数据采集和反馈控制等需求，加强农业机械、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改造，加快建立“智能感知、定量决策、精准控制、个性服务”的智能技术体系，开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推广应用。
加强人才培育。产业升级是一项由人推动的变革，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关键在人。要将三农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同步规划和推进中高端专业人才和数字技能型农民的培育。要加快建立数字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鼓励大中专学校创新设置农业产业互联网专业及课程，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以应用型为导向的人才。将数字技能纳入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范畴，加大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和推广，及时将新技术用于学生和从业者的技术技能评价。鼓励和引导、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等扎根乡村，推动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建议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互联网企业的数字人才下沉乡村一线，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共同探索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新路径，发挥赋能作用。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